垂帘听政,这一独特的中国古代封建王朝女性参政方式,意味着女性皇权虽未直接显现,但她们依然通过隔帘听政的方式,决定了朝政的重大事务。通过这样的方法,女性虽不出面,却能在背后施加影响,言辞与帝王无异,仿佛口衔天命,权力与天子平起平坐。
这种现象贯穿了中国古代多个朝代,甚至出现了武则天这样的女性篡位称帝,成为历史的特殊人物。即使与武则天相比,其他多位女性临朝称制时,几乎都具有极大的权势,影响着朝政。然而,宋代的太后们在垂帘听政中却显得与众不同,她们并没有像之前那样专权,而是以一种微妙的方式行使权力。这种独特的现象,使得宋代的历史显得与其他朝代不同,不是简单的一言可以概括的。
破除前朝之“陋敝”
展开剩余85%1、外戚的兴起
历史上,女性专政的现象并不少见,这让后人百思不得其解。在一个以男性为尊的封建社会,女性是如何在权力结构中脱颖而出,掌握权力的呢?这一切的根源在于所谓的“后权”与“相权”,它们都是中央集权体制下的副产品。
秦朝统一天下,摧毁了分封制下松散的权力格局,建立起了高度集中的中央集权体制。然而,随着帝王权力的集中,问题也逐渐暴露出来。尽管皇帝有至高无上的权力,但他毕竟是凡人,处理复杂政务的能力有限。实际情况要求许多人分担国家大事,于是分权成为必然。
为了确保皇位能够代代相传,皇帝在选择辅佐者时,必须极为谨慎。选择忠诚的臣子看似可靠,但臣子的忠诚未必能持久,任何一位臣子都可能背叛。因此,选择亲戚、宗亲或与太子有血缘关系的皇后亲族成为了皇帝的首选。
周朝的衰败让秦朝同姓亲族显得不靠谱,而秦朝的灭亡则给汉朝警示,宦官也并非值得信赖。面对异姓王的叛乱,汉初的局势也迫使汉朝通过外戚来平衡权力。外戚的兴起,成为了维护权力结构稳定的重要因素。
2、无法避免的选择
外戚的选用,似乎并非最理想的解决方案。汉高祖刘邦去世后,吕后临朝称制,迅速扶持亲族,甚至违反了刘邦的遗诏,任命几位吕姓王。如果不是吕后执政时间较短,或许大汉江山的局面就会被彻底改变。然而,随着汉朝王国势力的不断壮大,出现了外戚专权的隐患,最终造成了外戚与宦官的权力斗争。
晋朝延续了前朝的做法,以封王制衡地方,但却导致了“八王之乱”的发生。唐朝则通过打压关陇集团,最终用节度使来调解地方和中央之间的矛盾。尽管武曌的亲族不甚可靠,但她仍能建立起一个类似外戚的集团。可以说,外戚无论如何都不可避免地成为了一种解决问题的选项。
在宋朝的建立过程中,赵匡胤通过“杯酒释兵权”,彻底削弱了武勋贵族的威胁,又通过文官系统抑制武将,使得武勋贵族无法再成为威胁。而在宋代,科举制度进一步瓦解了世家大族的影响力,外戚干政的时机几乎完全被封死,留下的唯一可能就是“国疑”问题——即皇帝年幼、太后暂时行使政权。
文人与后宫的关系
1、国疑的挑战
在宋代,虽然垂帘听政的形式比其他朝代更为频繁,甚至出现了多达10次的记录,但几乎没有太后成功专权。其背后的原因正是“以文抑武”的政策,文官体系逐渐取代了军队与暴力的主导地位,甚至在面对后宫权力的威胁时,文官的力量也能起到关键的抑制作用。
以宋朝第一次太后垂帘听政为例,当时刘娥作为宋真宗的第三位皇后,在其丈夫病重时掌握了政权。尽管当时出现了众多政争,但文官们通过与皇后的对话和规劝,使她的权力始终受到制约,未能造成严重的政治危机。刘娥曾尝试通过诸如废除寇准等举措强化自己的权力,但文官们通过巧妙的政治手段,阻止了这一局面的发生。
即便刘娥在掌权期间曾一度走向了专权的道路,但由于文臣的坚持和不断规劝,刘娥的做法始终没有成为专政的根本,最终她未能如吕武那样,建立起一个完全依靠外戚的政权。
2、最佳的制约者
刘娥的事迹为后人提供了深刻的教训,尤其是她掌握政权的方式和文臣的有效制约。即使在她晚年开始重用外戚,文臣们依旧通过巧妙的劝谏和官员更替,维护了政治的稳定。与此同时,皇后及太后权力的滥用受到越来越多的文官的警惕和制衡,避免了类似吕武那样的历史悲剧。
在刘娥去世后,宋仁宗即位,经过大臣们的努力,曹太后虽然暂时垂帘听政,但也没能完全掌握实权。最终,随着文臣们的深思熟虑和巧妙应对,宋代的后宫并未走向专政的深渊,而是由文臣有效引导,保持了朝政的稳定。这也印证了宋代的独特性,文臣的地位逐渐上升,成为了国家政治稳定的关键力量。
宋代之所以能够避免后宫专政,很大程度上源于开国皇帝赵匡胤对文臣的有效使用以及整个体制中对权力制衡的精细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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